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工業化帶動人口轉移和城市化，城市化使得要素集聚，在新產業中進行更具規模效應與效率的生產；市場化的價格機制使得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拓展了中國經濟的供需邊界，在打通技術、資源與資本的獲取途徑的同時，也對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場，使得中國得以全面參與并受益于全球分工的價值鏈。
新平庸：再平衡低增長
以8年前的2008全球危機為標志，我們已經送別了那個超凡增長的黃金時代。眼下全球化體系正處于裂變的關鍵期，對中國這一代表性的新興大國而言，這無疑是重要的機遇窗口。自我們上一本專著《危機三部曲：全球經濟、金融、地緣政治大圖景》出版以來只經過了三年多，但全球化趨勢演變卻已足夠精彩。一方面，我們對老框架的展望與預測效果還算滿意；另一方面，值得研究的領域和熱點問題也層出不窮。
例如在經濟方面，美國的制造業回流與能源獨立使得其需求逐漸“內卷化”；全球貿易失衡雖有緩解但增長卻長期萎靡，進入所謂“新平庸”狀態；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事實上已經死亡，但形形色色的區域合作（TT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簡稱）、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簡稱）、REC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簡稱））卻在分割式地蓬勃發展。在金融方面，美日歐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量化寬松，但在2016年可能會分化嚴重；而中國在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多話語權的同時，也開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駕馬車”（金磚銀行等）。在地緣政治方面，中東局勢越發混亂，伊斯蘭國恐怖崛起，俄羅斯也日益激進；而中國開始積極推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并漸次進入地緣熱點區域。如何以更廣闊的視角，更扎實的框架分析當下宏觀經濟形勢并制定可行的投資策略，成為了我們工作中繞不開的任務。如何系統地理解這些問題，把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和研究成果，以更好的方式呈現給讀者，也一直困擾著我們。
顯然框架和邏輯的重要性更勝于觀點本身。受8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我們曾以三次貿易失衡、不同本位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為主線，以全球化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三元分工為框架，將主要國別與區域的研究拼圖整合在一起，進而從開放宏觀經濟分析框架的頂層設計高度，我們能夠識別出存在著的三個最重要的宏觀金融經濟周期：分別是全球化周期（又包含國際收支周期和國際投資及貨幣周期）、國家資產負債表周期和總需求周期。三者間既有不同的時間跨度和不同的分析對象，又密切聯系，它們的疊加往往會形成最為強大的驅動力和影響因子。
所謂全球化周期是指各經濟體之間的商品流和資金流，它基本是流量分析（投資是存量），跨多個經濟體，并可能是全球金融市場（大類資產）最重要的定價基準；國家資產負債表周期是分析經濟體及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資產配置與杠桿率變化及其可持續性的存量框架，它與債務資產的相對估值和利率長期趨勢關系密切；總需求周期可能是最短的周期，它是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最為密切相關的宏觀變量，毫無疑問幾個排行前列的超大型經濟體（美歐中日）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周期和總需求周期存在著巨大的外溢效應，這種外溢效應正是通過全球化周期來連鎖反應和相互激蕩的。
例如全球化周期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盈余，對應著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外部凈收入的周期性改善和超額儲蓄的上升。如果總需求短周期處于上升的階段，這可能是源于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而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盈余又開始下降，那么需求形成的資金來源必然主要是通過負債或者杠桿的上升，而杠桿上升會導致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不可持續性和全球化周期中資金流向的多變性，一旦逼近臨界點則金融危機可能就在眼前——但這些都只不過是全球化這個最宏大的圖景中的一個斷章。準確地說，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的高度發展及其主要矛盾爆發的一段歷史記錄。這幾年來，我們發現在前期的研究中，略顯欠缺的可能是對全球化大趨勢的系統性理解。正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因此本書選取“全球化4.0”為標題，我們嘗試跳出國別與區域研究，以更廣闊的視角，更具系統性和歷史感的框架進行深入探討。
全球化：從1.0到3.5
自從1492年美洲地理大發現后，全球主要經濟活動區域就被逐漸聯系在一起并不斷加強，由此全球化便開始了。就像我們日常使用的電腦，全球化的平穩運行依賴于硬件與軟件兩個維度的協調。全球化的表象是貿易、投資、貨幣、信息、技術、人員等“要素”的跨境流動，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經濟體對外依存度與受外制約度的不斷提升。從經濟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實質是生產要素的全球優化配置與市場開放的不斷發展——這是硬件。而我們劃分的全球化1.0至4.0依據的是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制度與規則（包括官方的與非官方的，權威的與約定俗成的）等——這是軟件，解決的是全球化過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問題。優秀的軟件可以更好地發掘硬件的潛力，而硬件的升級意味著軟件也必須調整：這聽起來很像是老生常談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實際內容卻更復雜，也更精彩。
從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1.0，到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再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全球化規則的主導者可以獲得更多的全球化紅利，但維持這些規則也需要相應的實力。全球化規則本身就是世界各國相對綜合實力的鏡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實力，其次是軍事實力。因此全球化體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強國相對實力變化導致的歷時較長的制度周期變遷的結果。
全球化1.0之前，操作系統很多，威斯特伐利亞、伊斯蘭哈里發、天下朝貢、印度和印第安等都是自成一家。但到了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時，就一股獨大了，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家和條約體系一統天下。其他系統要么被徹底刪除（美洲），要么被殖民被格式化，也即西方式現代化。其實政教合一并非伊斯蘭專一，君親師一體的文明也曾經不少，甚至戰斗性也未必是其獨家，基督教的十字軍也一直在戰斗著，直到終結全球化2.0的世界大戰。其他文明系統被迫都在尋找現代性，其越不成功者（按西方標準）可能就越動蕩不安。
但就算是風靡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亞老系統也都滿身bugs，全球危機和世界戰爭的不斷到來就是其證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后的歐盟似乎提供了一種新的升級思路，讓渡部分國家主權以進行經濟、貨幣和外交一體化試驗，但現在卻是貌合神離困難重重。當老軟件不能適應硬件發展的總量或結構性需求變化時，主導者首先會對軟件進行“打補丁”，并全力維護舊規則，但由于各類過渡版本的軟件內核并無變化，經歷時間或長或短，必然會經歷全面的升級，升級的過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趨勢無法逆轉。
全球化4.0：中國如何重回世界之巔
近來一個網上流傳的段子頗為勵志——遙想一百多年前，皖籍的李鴻章中堂訪英，是去歐洲購買船只、大炮和向列強借款。一百年后，同樣安徽籍的李克強總理訪英，則是去歐洲推銷中國的高鐵、核電、推進人民幣跨境結算和離岸中心建設。而據傳2015年10月中國國家領導人訪英的成果匯報由卡梅倫“中堂”完成——“啟稟老佛爺（英國女王），洋人要給我們修鐵路……”這兩個多甲子可謂滄桑巨變，攻守易勢。這170年（1840-2010），從全球化1.0大航海時代中國的退卻，到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再殺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再到現在進軍新全球化4.0階段，中國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巔。
古人有云“不掃一室何以掃天下”，我們卻認為“不知世界，焉知中國”。如果有一面鏡子，一面你看到的是全球化，另一面你看到的就是中國增長和發展模式，互為鏡像相互影響。早在前全球化時代，中國就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等級分明的區域秩序，并認為這就是普世價值——無論邊界，無論國家，無論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中國的天子和首都發源，這種影響一直輻射到最為邊遠的“蠻夷”，并認為通過燦爛的文化和繁榮的經濟可以使得其他社會歸化，從而實現天下大同，這種想法一直堅持到近代，然后路徑和規則都發生了“巨變”。
從全球化1.0時代，中國王師艦隊的黯然退場和閉關鎖國，到全球化2.0時代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大分流和被邊緣化，再到全球化3.0中國全力加入世界工廠，以極大的投入和代價進行和平的原始積累。中國于1978年通過改革開放開始了重歸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多人歸功于改革，其實筆者倒是覺得開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當然兩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場化導向，而開放則是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的市場化，那就是全球化，最高層次的市場化。某種意義上改革就是對外開放，對內放開，而這無疑是中國獲取成功的必要條件。當下中國是如此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特色大國外交密集深入，對外關系構建縱橫捭闔，全球戰略思想正在推陳出新。
2015年3月，中國正式推出“一帶一路”規劃，一方面這標志著中國對外戰略基本態度由韜光養晦向奮發有為的積極轉變；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力圖引領區域治理的重要嘗試。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反復強調的是“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正是在吸取舊秩序的經驗和教訓——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個平行的霸權結構，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進全球化3.0中因為個別國家一股獨大，“有錢任性，有權任性”導致的全球治理結構難以優化和進化的缺陷。這也是“先邊緣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國自身改革經驗的發揮和靈感的閃現。中國需要在全球化4.0時代再次校正國家戰略，重新定義其對外利益交換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適當的貢獻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級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國必然會有全新的對外利益交換格局和攻略——以貿易加深跨國經濟聯系，以投資輸出產能和資本，并在這兩個過程嫁接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最終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會伴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而提升。中國可以在維持原來的大循環，即傳統的三個世界──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的格局一段時間不變的情況下，全力布局小循環：即以中國為核心-周邊國-資源國-外包國-科技國（美國）-品牌國（歐洲）的新價值鏈和新動力格局，進而突破原來的三個世界和G2的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國制造、美國消費為主的循環圈，從輸出廉價的中國制造，升級到輸出工程、服務、產能、投資和資本，以至最終的貨幣——即人民幣國際化，參與全球貨幣競爭。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如何與守成大國博弈，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戰，當下的世界仍然局限在多元文化沖突的權利角逐和對各種異質文明差異性和優劣爭辯之中，我們的研究致力于一個更為整體的世界觀和歷史進化論，盡管只存在一個統一的框架或者思路會顯得淺薄并情緒化，但這會讓群情激奮而又支離破碎的世界產生新的希望。偶然中存在必然，混沌中變得清晰，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類文明的起起落落。而原教旨市場主義者能夠提供的坐標系，基本上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就結束了，直接拿來搞不好會陷入“欲練神功，必先自宮，即便自宮，未必成功”的尷尬境地。其實他們習慣的美元或者說美國次序感，是最近歷史過程中從金本位破產以來，最具生產率、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種世界經濟次序安排，它恐怕不是那么全部適合一個大型的、競爭性的、轉型的、最古老的經濟體。
更有趣的可能是中國應當如何與世界溝通，例如面對中國缺席TPP，國內不少人表達了從失落到憤懣的各種負面情緒和解讀，而此前美國朝野關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猜嫉又何嘗不折射出美國的焦慮呢？基辛格有一個頗為有趣的觀點是——東方主陰習慣長遠謀劃，西方主陽則常常直來直去，所以東方把西方的陽當作陰即某種形式的陰謀論，如TPP，如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而西方把東方陰當作陽即挑釁和進攻，如“8.11”人民幣匯改，如南海填海修島。真是如此臉譜化嗎？韜光養晦并非光榮孤立而是全球化3.0下面悶聲發大財原始積累，“一帶一路”也不是門羅主義而是全球化4.0下面的包容性一體化互聯互通，最終世界秩序始終是新一代全球化的理念和感召力的大比拼。東西方是否可以找到合適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以免阻礙溝通形成戰略誤判，最終導致全球化停滯甚至反轉呢？
作者為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本文節選自作者即將出版的新書《全球化4.0：中國如何重回世界之巔》序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