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對“四個革命”的內容有具體的表述，依次為：

　　第一，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堅決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有效落實節能優先方針，把節能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堅定調整產業結構，高度重視城鎮化節能，樹立勤儉節約的消費觀，加快形成能源節約型社會。

　　第二，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立足國內多元供應保安全，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同步加強能源輸配網絡和儲備設施建設。

　　第三，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立足我國國情，緊跟國際能源技術革命新趨勢，以綠色低碳為方向，分類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并同其他領域高新技術緊密結合，把能源技術及其關聯產業培育成帶動我國產業升級的新增長點。

　　第四，推動能源體制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還原能源商品屬性，構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和市場體系，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能源價格的機制，轉變政府對能源的監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體系。

　　可以看出，這一革命的目標仍舊需要更加明確與清晰的設定，比如處于連續性區間的“低碳”、“清潔”等，以及需要具體界定的“控制水平”，及其確定的相應的價值標準。更為重要的，這一表述仍舊是“戰場指揮官”范式的，好像一個人在下棋或者“交通警察”在指揮交通，具有“心想事成”、“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本領，而缺少作為一個公共思考與目標所需要的政策工具(instruments)去激勵相容的對應與實現相應的集體目標。

　　基于對革命的理解，應該是一種結構性、或者反趨勢的變化。需要從“社會規劃者”模式變成“政策工具/ 激勵改變”的模式；區分政府視角（社會效益最大化）與企業視角（自身效益最大化）；更多運用法律法規、機制工具與標準影響市場，而不是試圖去組織市場的基本供求關系（“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減少對市場運行的扭曲，加強外部性問題的額外政策工具的具體設計與實操。

　　從這樣一個目標與政策工具的角度，筆者對我國能源革命的內涵的“政策工具視角”的總結如下：

　　能源消費革命：維護能源市場穩定，設定能源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最大份額上限，增加居民能源消費福利，廣泛建立“能源消費者聯合會”；以全面反映能源利用的安全、環境等外部性成本為目標，在市場形成的價格基礎上實施額外的價格手段（稅費、補貼），結合社會規范、道德約束、社會運動等，促進能源節約型社會形成；

　　能源供給革命：加強能源輸配主干網絡的統一規劃與建設，消除地區壁壘，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以額外政策手段推動先進能源利用與供應技術（可再生能源、分布式綜合能源系統等）的成本下降，促進能源供應多元化；設定對外依存度政治性目標（比如石油不高于70%，天然氣不高于50%，煤炭在短期內將進口降為零），綜合運用擴大國內開發、節能、（石油）替代等戰略性措施逐步趨近實現目標；

　　能源體制革命：還原能源商品屬性，保持市場最大的開放性，取消大部分的能源規劃，通過擴大競爭的方式減少對市場價格形成的干預與扭曲；建立行業間、地區間交叉補貼的明確依據與核算體系；堅決打破壟斷，建立對能源行業價格合謀、市場操縱、價格違法行為的處理流程體系；就核電、大型水電、高壓輸電等具有巨大社會經濟環境影響項目的評審審批機制，建立透明、客觀標準，并公示；改變以扭曲市場的方式進行能源普遍服務的方式，建立直接補貼與定向補貼的工作體系；建立健全能源法治體系；

　　能源技術革命：加強產權與專利保護，擴大對外技術合作與共同研發。

　　我國的能源轉型之路已經開始，迫切需要“革命”工作的內涵與路徑具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