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希望建立自己的微芯片制造能力，以平衡占主導地位的亞洲市場并確保持久的技術主權。行業官員分別呼吁制定泛歐電子戰略，但在歐盟最近的一項提案成為具體立法之前，可能難以衡量對軍事計劃的長期影響。
歐盟領導人最近宣布了《歐洲芯片法案》，旨在支持提高研究、設計和測試能力，并確保國家投資與更廣泛的聯盟的投資相協調。
歐盟委員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共同創建一個包括生產在內的最先進的歐洲芯片生態系統，以確保我們的供應安全，并將為突破性的歐洲技術開發新市場。”她于 9 月 15 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國情咨文。最終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歐洲半導體生產的全球份額提升到20％。
她說，數字技術是當今歐洲市場面臨的“成敗問題”，“沒有芯片就沒有數字”。她指出，雖然全球對半導體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長，但歐洲在設計和制造這些微芯片方面的份額卻在減少，各國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依賴亞洲制造的產品。
COVID-19 大流行引發了全球的微芯片短缺，促使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政府引入國內半導體戰略，因為這些芯片支持從軍事到醫療保健、從計算機到清潔能源的幾乎所有領域的系統。
各國正在開發相互關聯、高度軟件支持的平臺，以在日益聯合的環境中運行，“數字化”已成為全球國防領域的流行詞。在歐洲，這些平臺包括法-德-西班牙未來作戰空中系統計劃，該計劃最終將配備下一代戰斗機、無人駕駛無人機以及一系列復雜的傳感器和武器，所有這些都相互關聯。
與此同時，北約強調“新興和顛覆性技術” 是該聯盟的重點關注領域。它引用的許多技術都將依賴于數字化。
英國、瑞典和意大利也在共同研究和開發尖端技術，以在他們自己的倡議下啟用第六代空戰平臺，被英國稱為暴風雨。上個月在倫敦舉行的兩年一度的 DSEI 會議上，參與這項工作的行業和政府官員在小組討論中被問及國內電子產品采購問題，該會議與馮德萊恩演講的同一天舉行。
一位與會者詢問英國領導人是否會依賴歐洲采購和制造零件，而不是依賴中國或美國的電子產品。英國國防部未來作戰空中主管理查德·伯森 （Richard Berthon） 表示，他的團隊將進入全球市場采購“具有成本效益、[以及]我們的主權和安全不受損害的部件”。
Berthon 強調，項目辦公室正在“非常認真地”對待安全問題，整個 Tempest 企業“都是為了確保對于英國，我們擁有我們需要的技術，我們需要的技能，我們可以保護這些，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可以維持它們?！?/p>
另一位小組成員、薩博副首席執行官安德斯·卡普 （Anders Carp） 呼吁制定“泛歐或泛西方戰略”，以幫助各國政府及其行業合作伙伴優先考慮關鍵技術研發工作。薩博代表瑞典工業參與英國主導的飛機推廣。
Carp 指出，電子采購對話不僅限于一項此類技術計劃——或戰斗機產品組合——還可能包括其他一些值得信賴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不管它是如何組織的，“應該有某種策略來看看我們如何確保我們最終不會依賴某人……我們不想依賴，或者可能不依賴想要在未來依賴，”他在接受國防新聞采訪時說。
Carp 指出，當談到更廣泛的 Tempest 工作時，行業合作伙伴正在更高層面討論這些問題，因為該計劃的設計階段仍處于研究階段。
多位歐洲行業代表拒絕就《歐洲芯片法案》發表評論，理由是該倡議的近期性質。歐盟尚未宣布何時可以正式公布或投票通過《歐洲芯片法案》。
歐盟內部市場專員蒂埃里·布雷頓 （Thierry Breton）在 9 月 15 日的 LinkedIn 帖子中列出了這項工作的擬議要素，包括建設歐洲制造工廠和建立歐洲半導體基金。
美國市場情報公司 Forecast International 的高級分析師丹·達林 （Dan Darling） 表示，由于歐盟有 27 個成員國，因此在制定立法和“基層的許多不同利益”方面將存在不同意見。
他說，關注國內半導體主權是有道理的，但歐盟需要從“愿景和意圖宣言”轉變為實際動力。他補充說，歐洲擁有眾多國防電子公司，國內資源供應最終肯定會逐漸增加。
話雖如此，歐洲國防承包商已經與海外芯片供應商（例如韓國的三星和臺灣半導體制造公司）建立了業務關系，而不是他們自己大陸上的現有供應商。
“目前，歐洲先進的半導體制造商生產小批量的利基產品，軍事適用性有限，”受訪人士告訴《國防新聞》。一些此類利基產品可能會在歐洲取得進展，例如與航空航天傳感器相關的產品，或用于加密處理和其他網絡安全技術的安全芯片。
Gady 補充說，但歐洲芯片制造商不太可能在未來 20 年為個別歐洲國家的國防工業提供產品，因為即使有強烈的政治意愿支持這項努力，費用也會太大。
“盡管口頭上支持戰略自主的概念，但歐洲國防工業對歐洲本土產品的真正需求并沒有真正的市場，而且很少有真正的需求，”他說。
曾擔任德國國防部長的馮德萊恩在演講中承認，提升主權半導體制造能力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此時需要同時支持歐洲的競爭力和技術主權。
“讓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它上面，”她說。
歐洲芯片法案將如何讓歐洲重返科技競賽
世界缺少半導體。半導體（也稱為芯片）的短缺對歐盟經濟、就業甚至休閑產生了非常具體的影響。汽車制造商推遲生產汽車。寬帶供應商耗盡了互聯網路由器。游戲玩家無法接觸到下一代游戲機。
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半導體是我們世界數字化的核心，但全球供應目前正在努力滿足智能手機、物聯網和聯網汽車推動的爆炸式需求。
但這不僅僅是關于供求關系。因為半導體處于強大的地緣戰略利益的中心，也是全球技術競賽的核心。
超級大國渴望獲得最先進芯片的供應，因為他們深知這將限制他們的行動能力（軍事、經濟、工業）和推動數字化轉型。芯片是任何產業鏈的戰略組成部分。最先進芯片的競賽是一場關于技術和行業領先地位的競賽。
美國現在正在討論根據《美國芯片法案》進行的大規模投資，旨在資助建立美國研究中心并幫助開設先進的生產工廠。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提高美國半導體供應鏈的彈性。中國臺灣正在將自己定位為確保其在半導體制造領域的主導地位。
中國大陸也在努力縮小技術差距，因為它受到出口管制規則的限制，以避免技術轉讓。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不能也不會落后。
“雖然全球需求激增，但歐洲在整個價值鏈中的份額，從設計到制造能力都在萎縮。我們依賴于亞洲制造的最先進的芯片。所以這不僅僅是我們的競爭力問題。這也是技術主權的問題。所以讓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它上面。”
Ursula von der Leyen 早前在歐盟國情咨文中宣布了一項 “歐洲芯片法案”，并發出了強烈的地緣政治和經濟信號。成員國目前正在制定國家戰略，以在其土地上發展工業和生產能力，以減少對它們的依賴。
有了《歐洲芯片法案》，這些國家的努力可以整合到一個 連貫的歐洲愿景和戰略中。
它還將提供一個框架，以避免國家公共補貼的競爭導致單一市場分裂，設定條件以保護歐洲利益并使歐洲牢牢地置于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
歐洲芯片法案應該涵蓋三個維度：
第一，歐洲半導體研究戰略。
歐洲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中的主要優勢在于其研究能力。是的，我們在歐洲擁有一流的研究，通過比利時的 IMEC、法國的 LETI/CEA、德國的弗勞恩霍夫。每個活躍于半導體生產的工業參與者都使用并依賴于在這些機構進行的歐洲研究。在現有的研究合作伙伴關系（KDT 聯合承諾）的基礎上，我們需要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并設計一項戰略，將歐洲的研究雄心推向新的水平，同時維護我們的戰略利益。
其次， 提高歐洲產能的集體計劃。
我們必須定期監控我們的工業供應鏈，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中斷，并確保我們整個供應鏈的彈性，包括設計、生產、封裝、設備和供應商（如晶圓生產商）。我們還必須支持歐洲制造工廠的發展——“大型晶圓廠”——能夠大批量生產最先進（接近 2 納米及以下）和節能的半導體。
第三， 國際合作與伙伴關系的框架。
我們的想法不是在歐洲自己生產所有東西。除了使我們的本地生產更具彈性之外，我們還需要設計一項戰略，使我們的供應鏈多樣化，以減少對單一國家或地區的過度依賴。雖然歐盟的目標是保持全球最大的外國投資目的地，我們歡迎外國投資幫助我們提高生產能力，尤其是在高端技術方面，但我們還將通過《歐洲芯片法》創造適當的條件來保護歐洲的安全的供應。
為了實現這些雄心壯志，我們必須調動我們的整個“工具箱「”，例如最近啟動的歐洲半導體聯盟，以及以連貫的方式籌集資金。除了目前的歐洲、國家、地區和私人融資，以及 IPCEI 提供的可能性，我認為我們應該探索設立一個 專門的歐洲半導體基金。
地緣政治現實令人信服，同樣需要在戰略工業區創造歐洲價值和就業機會。
隨著馮德萊恩今天宣布這一消息，歐洲正在舉棋不定。有了歐洲芯片法案，我們的技術主權就觸手可及。
現在是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