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Key words :
汶川震后5小時，網絡基本癱瘓，蘆山震后1小時電話接通率就恢復75%，原因何在？
4月20日的蘆山地震，讓《國家通信保障應急預案》亮相于公眾視線。
《財經國家周刊》采訪的諸多人士均明確表示，正是工信部2011年12月22日發布的這一國家級戰略性文件，使得通信應急保障和抗震救災在此次“420蘆山地震”災難中，發揮了及時有效的關鍵性作用。
該預案將通信預警劃分為“紅橙黃藍”四個標色級別，并明確了各級別啟動的標準和條件，四川蘆山地震使得該預案的影響力，超越通信行業，為社會所知。
但這一套預案是怎么出臺的，又有怎樣不為人知的幕后故事？
因為運營商的沉默，外界一直無人知曉。
“紅橙黃藍”
據《財經國家周刊》調查，這套以“紅橙黃藍”應急預案命名的方案，始于中移動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針對舉措。
據四川移動網絡部副總經理詹薇回憶，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在四川指揮抗震救災的中移動總裁李躍，首次提出了“要未雨綢繆”的要求。其時，李躍的職務還是中移動集團副總裁，主管計劃和網絡建設。
“當時網絡極度擁塞，我們的軟交換系統也才剛剛建設，維護經驗還很不足。當時躍總還是副總裁，他在網管監控大廳現場對大家講，地震的余震還會持續很多年，一定要建立分層、分級的，高話務量的分級疏導方案。第一版的名字，他定的是‘紅橙藍’。”詹薇回憶說。
很快，四川移動拿出了第一套“紅橙藍”預案，并上呈中移動集團。
據內部人士透露，四川移動將第一版“紅橙藍”應急預案提交至集團之后，中移動組織了總部各部門，同時調集了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省級移動公司，以及行業內專家在內的廣泛資源，對其進行討論和修訂。
“應急通信保障，不只是地震，還有其他突發性事件，比如臺風、洪水、雪災、泥石流等等，而且也有非突發性的，比如大型國事活動、集中小范圍的大型運動會等等。”
該人士解釋稱，針對突發性事件的預案，不應當僅局限于地震一種情況，而應當有更高層面的擴展，這是中移動集團對整體預案制定的基本原則。
最終，這套“紅橙藍”預案，被擴充為“紅橙黃藍”，根據不同情況制定了不同的應對預案。
隨后，中移動集團將“紅橙黃藍”預案下發到全國各省公司，并要求各省公司根據自身現狀和特點，有側重性地將方案“明確化、指令化”。
在工信部出臺戰略層面的《國家通信保障應急預案》之前，這套“紅橙黃藍”應急預案，已然通過中移動各地的實網操作，幾經改版和升級，向前推到更遠階段。
“中移動已經將應急通信的概念，從面向網絡的保障，轉變成面向客戶業務的保障。”某中移動集團網絡部應急通信處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稱。他認為，前者只是確保網絡在突然性的災害發生時能通，后者則能確保在特殊時期，通信網絡也能為普通用戶所用。
江蘇移動網絡部某部門經理告訴《財經國家周刊》，中移動每年會進行兩次全集團范圍的“紅橙黃藍”應急預案演練；而集團應急通信處人士則澄清說，這兩次演練，一次是全網性質的，另一次則是大區性質的。
但在四川移動，“紅橙黃藍”應急通信預案演練的頻次，則被大大提升至“每個本地網每個月至少一次”，并且還分為通知和不通知兩種。
尤其是不通知的突然性抽查演練，更是直接體現出網絡實戰能力，“經常在完全不通知情況下，突然在凌晨某個時候，要求一個分公司啟動應急預案。”四川移動網絡維護中心某經理對《財經國家周刊》透露，因為涉及實網操作，所以絕大部分演練都是放在夜里十二點之后。
據《財經國家周刊》獲得的信息，從2008年9月第一版“紅橙黃藍”應急預案采用，至蘆山地震發生前的4年多時間，僅四川移動21個地市級分公司，應急預案演練就多達1155次。
“盡最大可能接通”
巨大的工作壓力，一度讓地市級公司抱怨叢生，但在蘆山地震后，這種抱怨聲戛然而止。
“蘆山地震的發生，教育了我們所有人，必要性也已經無需再討論了。”雅安移動某人士私下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如果不是當初的‘麻煩’，這次地震救災，或許還是會跟2008年一樣不知所措。”
四川移動網管監控大廳，也正是“420蘆山地震”指揮大廳之一。5月24日，《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進入大廳時，墻上貼著的手寫字“蘆山抗震救災指揮中心”尚未摘去。
2013年4月20日，蘆山地震發生后十分鐘，中移動的“紅橙黃藍”應急預案執行指令就已在此下達。
有意思的是，據《財經國家周刊》獲悉，按照應急預案規定，獲得授權敲入執行指令的，是一位剛剛上崗半年的值班長，僅28歲。
據了解，地震時大家都撤出大樓，在地震稍微停歇后，所有人都沖回到工位。在沒有任何上級指揮情況下，該值班長向全省下達了“立即執行‘紅橙黃藍’應急預案”的指令。
這一信息，迅速通過中移動的扁平化網絡結構，傳回中移動集團網絡控制中心。在十分鐘內，面向公眾的通信服務功能，從原本的正常網絡狀態，已經切換到“盡最大可能接通”的狀態。
四川移動匯報給四川省通信管理局的內部資料表明，蘆山地震發生后的一個小時內，雅安移動本地核心網呼叫，就飆升至正常水平的12倍。
“別說網絡已然因為地震受到嚴重破壞，就算正常網絡，也無法支撐如此大的通信需求。”專業人士評價稱。
根據2008年相關報道，汶川地震后的五個小時，手機基本上就沒接到電話，也打不出去，“整個網基本都癱掉了。”而在蘆山地震時，“地震剛發生時，網絡也比較吃緊，接通率只有11%，但一個小時之后，電話接通率就恢復到75%以上。”
中移動在一份抗震救災信息匯總通告中稱。確保“紅橙黃藍”能夠如此快速起作用的，正是曾經頻繁到“讓地市級公司有所微詞”的演練。
超級基站
有意思的是，中移動“未雨綢繆”大手筆投資應急通信領域建設，這一切工作一直在低調中進行，甚至沒有引起行業內關注。
“過去中移動給業界的感覺，是移動一直緊貼著市場走的，現在這個情況變了，至少在通信保障這個領域，中移動在緊貼政策走，緊貼公眾服務走。”工信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秘書長陳金橋說。
2010年底，工信部要求三大運營商在省級公司建立應急通信單位，并提出了數量上的要求，中移動被分到了“建六個應急通信局”。
2011年2月，中移動領導班子專門為此在內部召開集團決策會，最后的決定是，既然要做，就做到更扎實，干脆在所有省移動公司都建立應急通信局。
隨后，中移動再次決定，在全國災害發生可能性相對較高的地區，建設“超級基站”，通過給基站進行加固，增加油機設備、衛星通信設備，確保在突發性災害出現時，解決通信孤島問題。
雖然建設一個超級基站的費用，大致是普通基站費用的3倍，但據公開資料，中移動在全國建設超級基站數量至少已達到1553個。
在實地調查中，縣一級移動員工，習慣于將“超級基站”稱作“定海神針”。因為“紅橙黃藍”的實現基礎，正是超級基站面臨突發性災害和通信需求時的強大應對能力。
而據《財經國家周刊》了解，在這一領域，有動作的不只是中移動。
比如，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電信也在全集團印發《中國電信網絡應急回復總體預案》，對原本用于戰備應急的VSAT網，進行作用和支撐面的擴充，大大擴展了對公眾應急通信的關注。
而在三大運營商內部，也都成立有“應急通信領導小組”，并以集團總裁為組長，如在中移動，這一“組長”職位正是由李躍總裁擔任。
在陳金橋看來，就此次蘆山地震的結果來看，《國家通信保障應急預案》的重大意義，也得到了明確而具體體現，價值已經得到驗證。
此內容為AET網站原創，未經授權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