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市郊住居的黛西37歲了，在過去平穩得有些乏善可陳的十多年里，她都在一家保險公司的呼叫中心按時上班：接聽客戶來電，無論是詢問投保條款還是咨詢理賠事宜，她都能以千篇一律的甜美聲線對答如流，然后在客戶說完“謝謝”之后掛上電話。嗯，總之像個機器，所以當這個故事出現在那本名為《與機器賽跑》的書里時，你就可以想象黛西的命運——因為像個機器，黛西被機器解雇了。

　　自十九世紀盧德分子砸爛紡織機開始，機器與人類之間就被貼上了對立標簽，但沒有哪次對立能抵得上你我身處這個時代的集體恐慌。舉個近在眼前的例子，如今專車的崛起令全世界的出租車司機心生不安，也讓專車司機看起來像是享受技術的既得利益者，但若將視線稍稍拉長，當無人駕駛真正普及，專車與出租車的爭吵或許將只留下史料意義。

　　再隨便說幾個例子吧——相信我，這些例子會是后輩們心中的反問句：咦，這些事難道不就是機器該干的嗎？

　　還記得在智力競答節目《危險邊緣》上風光無限的沃森嗎，它早已能勝任更復雜的工作啦，譬如為退伍老兵提供選擇定居地點及購買保險的咨詢服務（可憐的黛西），或是為主廚炮制新的食譜；在醫學領域，一種專門為病人注射麻醉劑的機器人已在西雅圖的醫院派上用場；一種負責行李的機器人已在硅谷的一家酒店替代了大廳里微笑的服務生；當然，你知道，機器人撰寫新聞早已不是新鮮事——事實上，任何有關海量信息處理的文書工作都能由機器勝任，無論你是記者，會計還是律師。

　　總之，若你運氣不佳，機器的雄心勃勃足以讓你瞬間失業。于是人們終于開始疑問：當我們在談論機器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技術性失業

　　其實早在80年前，凱恩斯就深陷不安：“我們正受一種新疾病的折磨，它的名字會在未來的歲月反復被提及——技術性失業：我們新發明了大量減少使用勞動力的手段，卻尚未及時給勞動力找到新的用途?！比欢敝两┠?，受限于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在分析就業市場時，才真正開始考慮技術的影響。在前文提及的《與機器賽跑》里，MIT的兩位作者布林約爾松與麥卡菲就一針見血地寫道：“在談論美國就業崗位時，人們一般會提到經濟的周期性，離岸外包，稅收監管，不同經濟刺激手段是否明智、功效如何，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在如今對失業型復蘇的主流討論中并不見對數字技術影響的研究?！?/p>

　　嗯，宏觀經濟的繁榮并未改善大多數家庭的生活。原因非常明顯：新技術疾風驟雨般提高了人類的生產率，卻不再與高就業率有關?！都~約時報》舉過一個討巧的例子:1960年，美國最大企業通用汽車擁有近60萬名員工；2012年，市值更高的蘋果公司在全球只有6萬人——相較50年前，只需1/10的員工就能運轉一家更大規模的企業；而Facebook只有三千人；Twitter三百人；維基百科57人——它們都在以某種方式改變了世界，卻再也用不了那么多人了。

　　當然，面對機器的來勢洶洶，人類也無需過于絕望，畢竟文明史上因機器陷入焦慮并非首次:1862年，美國90%的勞動力是農民，20世紀30年代，數字下降到21%，如今則不到2%?！芭f的、低技能工作被取代后，新的、需更高技能的工作出現，流轉出來的勞動力接受培訓后填補了這些新職位——這就是進步的方式。歷史一再證明，當原來的工作被外包或實現自動化后，人們總能找到新的和更有價值的事情去做?！敝夹g樂觀主義者、《富足》作者戴曼迪斯這樣表示。

　　無需贅言，正如福特替代了馬車制造商一樣，機器在消滅舊工作的同時也在創造新工作，且每一項都根植于先前的自動化技術：裝配工，接線員，攝影師，網頁設計師，快遞員，網絡騙子……這么說吧，如今你我正在從事的成千上萬種工作，絕對會把1850年的農民伯伯嚇得眼花繚亂。那么按照這個邏輯，2050年，當如今絕大多數工作被機器取代，新產生的工作也會令我們像農民一樣眼花繚亂。

　　當然，你也可以像拉里·佩奇一樣，從另一角度審視失業問題。作為這個星球上最著名的樂觀主義分子之一，佩奇認為，一旦工作被技術替代，再浪費時間去追求這樣的工作簡直不可理喻?！懊總€人都要像奴隸一樣低效地工作以便保住工作是毫無意義的，這不可能是正確的答案。”在他看來，人類已有足夠的資源自給自足，如今人們正做的一些蠢事——譬如破壞自然環境，部分原因就是人們需要工作，這是個非常愚蠢的做法。佩奇還祭出了所謂“10倍更好定律”：新技術會令商業效率提高10倍，而不是10%，哪怕人類工作將被顛覆，短期內也會由需求品的成本下降彌補，這樣的話小康生活的成本也會變低很多。

　　道德困境

　　不過，你知道，哪怕科技本身屬于中性，但在代替人類工作這件事上，卻也總會引發一些與技術無關的問題，譬如與人類文明史交相輝映的兩個字：道德。

　　最直接的矛盾之一也許來自醫療行業。舉個例子，已有科學家展開想象，除了讓“無生命”的機器人執行類似拆彈這樣的任務，它還可應用于救援救災領域，譬如讓機器人幫助救援人員埋葬尸體。正如你所知，這樣做雖非常高效，但就像救援機器人專家、德州農工大學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教授羅賓·墨菲所說：患者的家庭往往不能接受至愛的尸身被一架機器來處理。我們能讓機器人來做這些，但在文化上會很敏感。

　　若你認為這個例子不具參考性，那你真應該看看《群體性孤獨》這本書，書里有個與你更近的例子：艾幸格設計了一款名為“多莫”的機器人，它能豐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機器人保姆，雖然老年人與“多莫”的相處看似無比甜蜜，但《群體性孤獨》的作者雪莉·特克爾卻充滿疑問和不安：難道人類之間最真實的情感就這樣被機器取代了？但在艾幸格看來，人類其實已經接受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并不真正關心我們的東西一樣可以撫慰我們，我們從寵物身上獲得安慰，動物對我們的感受完全不理解，為什么人類不能接納機器人這種有著新局限的新關系呢？除此之外，艾幸格認為：“我們也從別人身上獲得安慰，但安慰的動機卻毫不知情，比如生病住院時，護士握住我們的手，安慰照料我們，但這位護士內心深處是否真的關心我們重要嗎？如果只是例行公事，好像編程出來的行為又會怎樣呢？按程序行事的護士是不是真人，真有那么重要嗎？”

　　你得承認，這是個一時間令人無言以對的觀點，你當然可以搬出“人類有同理心，有鏡像神經元”的生理層面解釋，但毫無疑問，機器人的崛起足以將人類推向一個不小的道德困境。而更“可怕”的是，來自MIT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不久前表示，機器人主導工作這事是完全可能發生的，因為人類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感到更幸福——相比于人類上司，人們更愿意從機器人手中接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