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阻礙美國的經濟增長外，微電子產品的短缺還導致價格上漲。由于大流行導致的需求扭曲和半導體等關鍵投入品的供應鏈中斷，美國通貨膨脹率已 達到40 年來的最高水平。美國財政部長Janet Yelled本周估計，“美國三分之一的通脹是新車和二手車，而且……這都是由于半導體短缺造成的?！?/p>

　　美國的外交政策使芯片短缺更加嚴重，從而助長了通貨膨脹。拜登政府已經制裁了二十多家中國主要芯片公司，選擇延長和擴大特朗普的貿易戰。這有助于減少中國的半導體產量：2021 年，中國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僅在本世紀第二次下降。由于中國組裝的芯片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增長是減少半導體生產數量的美國唯一最佳方法。

　　這種對華強硬立場的經濟成本遠大于其虛幻的地緣政治利益。喬·拜登總統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賴恩·迪斯 (Brian Deese) 在 4 月做出了驚人的承認：“最好的估計是，缺乏可用的半導體可能會在 2021 年使 [美國] GDP 減少整整一個百分點?！?/p>

　　而事實上，美國和臺灣控制著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咽喉要道，這意味著中國的芯片產業對美國構成的國家安全風險很小。拜登應該扭轉美國對中國芯片的適得其反的攻勢，這不僅是為了減緩通脹，而且是為了緩和美國與中國日益惡化的經濟戰爭。

　　半導體是各種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可掃描信用卡到洲際彈道導彈。由于消費者突然再次開始購買電子產品，大流行同時導致對半導體的需求激增。然而，在最初的冠狀病毒浪潮消退后，由于工廠和港口的關閉，供應鏈出現了破裂。因此，美國公司的芯片供應過剩只有 5 天，低于大流行前的 40 天供應過剩。

　　半導體短缺一直是美國通脹的核心驅動因素之一。根據圣路易斯聯儲對 200 多個美國制造業的分析，依賴芯片的行業價格比其他制造業高6個百分點。芯片短缺還導致汽車制造商在2021 年減少了 700 萬輛汽車的產量，使美國新車價格上漲 8%，二手車價格上漲 40%。

　　美國對中國芯片制造商的限制對國內芯片短缺做出了重大貢獻。拜登加強了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生產商的限制，將美國進口的中國芯片減少了一半。拜登禁止許多中國公司使用美國設備制造芯片，禁止與美國實體簽訂合同的公司與中國公司合作，并禁止美國對包括其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國際在內的中國公司進行投資。中國半導體公司遭遇挫折，導致其他芯片制造商過度利用其工廠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忽視了對設備進行維護的需要，并增加了進一步供應中斷的風險。

　　拜登的這些政策只會升級。報道指出，拜登政府還在考慮對其他中國頂級芯片制造商實施嚴厲的新制裁。

　　拜登政府還在考慮制定嚴厲的新制裁措施，進一步限制中國頂級芯片制造商從美國公司進口先進的芯片制造機器。

　　美國對中國半導體公司的敵意引發了各行各業的恐慌，導致公司通過大量訂單增加庫存來加深芯片短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商臺積電（TSMC）的 CEO CC Wei 表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疫情導致跨國公司爭相囤積芯片。在中國，擔心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經常囤積美國芯片和芯片制造設備，以應對未來的制裁。

　　美國政策制定者聲稱，這些供應中斷對于阻礙中國的技術發展是必要的。拜登曾表示，“中國正在盡其所能接管全球 [半導體] 市場，以便他們能夠在競爭中勝過我們其他國家，并擁有很多應用——包括軍事應用?！?美國的制裁成功地減緩了中國的半導體生產：中國對半導體的需求只有 16%在國內得到滿足，遠低于中國 2020 年實現 40% 自給自足的目標。

　　然而，即使沒有美國的制裁，中國也遠無法主導全球半導體市場。美國公司設計了四分之三的半導體并控制了必要的軟件；臺積電生產90% 以上的先進半導體；荷蘭公司 ASML幾乎壟斷了將電路蝕刻到芯片中所需的先進光刻機。中國芯片目前比臺積電和三星制造的尖端芯片落后兩代。

　　中國的半導體人才短缺近年來翻了一番，達到 30 萬技術工人，盡管該行業只有 54 萬員工。中國頂級國際關系專家之一Wang Jisi, 在 2022 年 2 月寫道，中國在半導體等先進技術方面已經“遇到瓶頸”，不會很快趕上美國。

　　拜登政府忽略了這一證據，堅稱需要補貼來幫助美國半導體公司擊敗中國。政府對中國的首要立法優先事項是《美國創新與競爭法》，該法案將向近幾十年來生產離岸生產的美國半導體公司提供 500 億美元的補貼。

　　所有跡象都表明該立法即將落空。盡管英特爾、高通、德州儀器和其他公司已經在過去十年中花費了他們 70% 的利潤來回購。美國半導體公司可能會利用另一個漏洞浪費補貼，將昂貴的設備運送到美國境外，以證明花費補貼來重建相同的機器是合理的。另外，美國的《創新和競爭法》使美國的卡夫卡式許可程序保持完整。由于半導體工廠的審批過程非常緩慢，喬治城的安全和新興技術中心發現“美國目前建造的晶圓廠數量少于世界其他地區，而且速度較慢?！?/p>

　　更有效的方法是通過解除對中國芯片制造商的一些制裁來降低通貨膨脹。即使擬議立法中包含的 500 億美元立即用于在美國建立新工廠，也無助于緩解當前的短缺，因為新工廠開始生產芯片還需要三年時間。立即增加半導體產量和抑制通脹的最佳方法是放松對制造能力過剩的中國企業的限制。

　　降低貿易戰的溫度也會帶來地緣政治利益。一方面，取消一些半導體制裁可以降低中國采取嚴厲反制措施的可能性。

　　拜登還可以利用對半導體公司的制裁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啟動有關更重要技術問題的談判。

　　政策制定者需要習慣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這一事實——美國損害中國企業的努力也會損害美國。對中國芯片制造商采取不那么對抗性的做法將降低通貨膨脹并阻止中美之間經濟戰升級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拜登在說通貨膨脹是“當今家庭面臨的頭號挑戰”和他的“國內首要任務”時是認真的，那么他的政府應該停止讓通貨膨脹變得更糟。

　　對中國芯片制造商采取較少對抗性的做法將降低通貨膨脹并阻止中美之間經濟戰升級的螺旋式上升。

　　備注：本文作者Kevin Klyman 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技術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