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合同自動化vs自動駕駛：等級序列下的差異化發展

伴隨著數字化的發展，與數字流程相脫節的靜態合同正在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智能法律合約正在迅速改變合同的運行模式。隨之引發的關于如何在保證商事合同充分享受自動化紅利的同時，保持合同的法律完整性和可執行性的世紀難題成為了法律科技進一步發展必須面臨的挑戰。當前，法律行業在法律程序和法律文書的形式和功能等方面都正在進行數字化轉型，例如使用軟件自動創建合同模板和由人工智能支持的大規模文件審查。這種融合的趨勢也促使律師們一直在努力尋找如何在商業關系中利用自動化重構合同的運行模式，同時又能保持合同的法律約束力和可執行性的可行方案。對此，Blycha & Garside提出了智能法律合約（Smart Legal Contracts，SLC），即一種包含一個或多個自執行組件來減少或消除合同過程中人工干預的因素，并且可以由機器（部分或全部）創建、執行、管理和維護的法律協議［1］。智能法律合約是在傳統現實合約基礎上進行形式化提取、著重于合約程序性和法律性共舉的合約形式，可以通過轉譯機制轉化成智能合約，從而進行程序運行，其目的在于在現行法下將智能合約形式及其代碼執行行為認定為法律意義上的電子合同［2］。并且，從理論上講，智能法律合約是對傳統現實合約的形式化、模板化表達形式，屬于法律合約且可轉化為智能合約。但是能否轉化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合同自動化的水平高低?；诖?，可以在合同自動化水平和自動駕駛汽車執行動態駕駛任務的自動化水平之間做類比，根據合同自動化的水平高低對其進行分類（如表1所示），從第0級（無自動化和無自動化合同績效）到第5級（完全自動化和全自動合同績效）［3］。其中，每一個級別的細微差別都代表了合同性質與操作方式的轉變，特別是從第3級到第4級的轉變中，合同自動化運行將面對合同條款和數字托管平臺授權的條款之間相互作用的問題。隨著傳統合同向智能法律合約發展，合同也從單純對權利與義務的靜態記錄逐漸演變為兼具促使、審計以及記錄合同績效的“智能生命體”。這種轉變一方面意味著合同的形式和功能開始依賴于數字技術的不斷驅動，其自身也在逐漸向更加完整意義層面的機制設計邁進。另一方面，合同創建的自動化不同于合同履行的自動化，兩者面向的是不同的法律問題。本文旨在為律師澄清合同自動化內部的發展關系，并進一步探索在第3級到第5級中智能合約的運行邏輯與風險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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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唐子晗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3）